蒋胖越听越迷糊：“若真如刘哥所说，学文有这般好处，为何咱们这儿历来重武轻文？大伙儿都觉得，拳头硬才是真道理呢？”
“那你觉得是为何？”刘苏将问题抛了回去。
蒋胖不假思索：“那自然是武比文有用！妖物当前，文章能退敌吗？道理能救命吗？”
刘苏笑了笑，没再深说下去。
有些话，对一个在单一武训体系中成长，且亲历过武力带来切实好处的人而言，说得太透反倒无益。
就像你无法让一只自幼在井底仰望的青蛙，立刻相信天空远比那方井口辽阔——它总得先亲眼看见那片天。
蒋胖不甘心，追问道：“那我们习武之人，难道就不能做到识人察事，通晓全局吗？”
“可以。”刘苏肯定道。
蒋胖眼睛一亮，几乎要凑上前去：“副队，那你教我！”
“胖子，你要明白，”刘苏声音平缓，“文即表达，武即行动。我所学的文，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历代习武者行万里路，历万千事，阅无数人之后，将得失体悟记录于册的道理。我只是试着把书中的记述，与眼前的现实一一对照罢了。”
蒋胖努力咀嚼这番话，试探着说出自己的理解：“照刘哥的意思……我得活得够久，经历够多，才能慢慢悟到？”
这个回答，让刘苏眼中掠过一丝赞许。
见蒋胖已有些入门，刘苏顺势抛出灵魂三问：
“我且问你，你在这镇妖关生活近二十年了。可曾想过——为何一定要设学部？为何你毕业之后，不能直接成为预备役？又为何明明让你去务农了，战事一起，却还要将你募来诛妖？”
这三个问题，恰恰也萦绕在蒋胖心头多年。
读书时，他们最向往的便是通过选拔，成为预备役，随时准备上阵杀妖，守护关内的百姓与家园。
可他却落选了。成了一名缩在后方农庄耕作的百姓，每日与泥土庄稼为伴，仿佛就此泯然众人。
直到得知修为突破“形境”便可重返军中，他才重燃希望。可在农庄的这些年，目睹过生死，经历过彷徨，他的信念并非从未动摇。
蒋胖将农庄里常听的话搬出来作答：“因为……这些都是镇妖关立下的规矩，是为了保证文明延续的规则。”
刘苏点了点头：“那你说说，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则？”
“强者主导一切。”蒋胖脱口而出，但说完自己却怔了怔，语气里透出些许不确定。
刘苏看出他的犹疑，转而问：“小胖，我知道你母亲极疼你，你也深爱她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她为何这般爱你？”
“因为她是我娘啊。”蒋胖理所当然地答道，在他心里，母爱本就是天经地义。
“是，”刘苏温声道：“但还有一个原因——因为她如今只剩你一个亲人了。”
他没有说出口的是：正因她早已做好了随时可能失去你的准备，就像当年失去你的父亲一样。所以唯有把每一日的爱都活得真挚而饱满，才能在注定无常的岁月里，守住心头那一点暖光。
蒋胖脑海里一片混沌，母亲的慈爱与冰冷的“规则”之间，似乎隔着无法跨越的沟壑。
刘苏见他神情茫然，知此事难以强求。有些道理，如种子入土，需待机缘方能萌芽。他不再深言，转而轻轻摩挲手中那本蓝皮册子。
这册子本身，便是答案的注脚。
它不仅仅是教材，更是镇妖关这个孤立于险境中的文明，为了存续而编织的无数经纬之一。每一页文字，每一个被记述的故事，都是庞大生存体系里的一环。
一切的根本，都源于那道自远古便横亘在此的裂痕——人族与妖族的族群矛盾。
镇妖关的学部，从创立之初便只有一个清晰到残酷的目标：应对妖族无休止的侵袭与渗透。
故而“重武轻文”，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必然选择。这里的“文”，早已被赋予了特殊的形态：
它首要承载的是意识形态的锻造，是尚武精神的灌输，是以血与火的事例来教化，而非吟风弄月的空谈。
它要确保关内的每一个人，从孩童到老者，都明白一个铁律——生存高于一切，战斗是生存的唯一途径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维持对外战斗力的持续输出，必须塑造一种崇高的牺牲叙事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不仅是口号，更是被反复颂扬，嵌入灵魂的最高价值。
个体的生命，在族群存续的天平上，可以被衡量，可以被奉献。
郑姓前辈的故事被写入教材，被世代传颂，正是因为这牺牲符合叙事，能激励更多的“蒋胖”在需要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完成生命的兑换。
又者，镇妖关的社会结构，呈现出一种高度军事化与功能分明的金字塔形态。
金字塔的顶层统治与中层管理的职能，完全由军队担任。军队不仅负责防务与安全，更深度介入日常行政，法律执行与资源调度，形成一种以武摄政，以军领民的治理模式。
而在底层的服务阶级，则存在鲜明的性别与行业分化。男性几乎全部投入农业生产，负责基础的粮食与作物耕种；女性则承担了除此之外的其他服务业，包括商贸，纺织，清洁及各类军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工作。
这种分工并非单纯基于体力差异，更与镇妖关长期面临的生存压力与资源紧张有关——农业被视为维持社会存续的根基，因而由男性集中承担；而服务行业则被视为辅助性与流通性环节，交由女性负责。
资源的分配制度同样具有复合性：一方面实行计划分配，确保军队及各职能板块的基础供给；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有限的货币经济，尤其在非基础物资的流通领域。具体而言：
军人享有最优厚的待遇，通过配给制获得充足的肉类与粮食，其家属亦能获得相应补贴，以此保障军队的忠诚与战斗力。
“那你觉得是为何？”刘苏将问题抛了回去。
蒋胖不假思索：“那自然是武比文有用！妖物当前，文章能退敌吗？道理能救命吗？”
刘苏笑了笑，没再深说下去。
有些话，对一个在单一武训体系中成长，且亲历过武力带来切实好处的人而言，说得太透反倒无益。
就像你无法让一只自幼在井底仰望的青蛙，立刻相信天空远比那方井口辽阔——它总得先亲眼看见那片天。
蒋胖不甘心，追问道：“那我们习武之人，难道就不能做到识人察事，通晓全局吗？”
“可以。”刘苏肯定道。
蒋胖眼睛一亮，几乎要凑上前去：“副队，那你教我！”
“胖子，你要明白，”刘苏声音平缓，“文即表达，武即行动。我所学的文，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历代习武者行万里路，历万千事，阅无数人之后，将得失体悟记录于册的道理。我只是试着把书中的记述，与眼前的现实一一对照罢了。”
蒋胖努力咀嚼这番话，试探着说出自己的理解：“照刘哥的意思……我得活得够久，经历够多，才能慢慢悟到？”
这个回答，让刘苏眼中掠过一丝赞许。
见蒋胖已有些入门，刘苏顺势抛出灵魂三问：
“我且问你，你在这镇妖关生活近二十年了。可曾想过——为何一定要设学部？为何你毕业之后，不能直接成为预备役？又为何明明让你去务农了，战事一起，却还要将你募来诛妖？”
这三个问题，恰恰也萦绕在蒋胖心头多年。
读书时，他们最向往的便是通过选拔，成为预备役，随时准备上阵杀妖，守护关内的百姓与家园。
可他却落选了。成了一名缩在后方农庄耕作的百姓，每日与泥土庄稼为伴，仿佛就此泯然众人。
直到得知修为突破“形境”便可重返军中，他才重燃希望。可在农庄的这些年，目睹过生死，经历过彷徨，他的信念并非从未动摇。
蒋胖将农庄里常听的话搬出来作答：“因为……这些都是镇妖关立下的规矩，是为了保证文明延续的规则。”
刘苏点了点头：“那你说说，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则？”
“强者主导一切。”蒋胖脱口而出，但说完自己却怔了怔，语气里透出些许不确定。
刘苏看出他的犹疑，转而问：“小胖，我知道你母亲极疼你，你也深爱她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她为何这般爱你？”
“因为她是我娘啊。”蒋胖理所当然地答道，在他心里，母爱本就是天经地义。
“是，”刘苏温声道：“但还有一个原因——因为她如今只剩你一个亲人了。”
他没有说出口的是：正因她早已做好了随时可能失去你的准备，就像当年失去你的父亲一样。所以唯有把每一日的爱都活得真挚而饱满，才能在注定无常的岁月里，守住心头那一点暖光。
蒋胖脑海里一片混沌，母亲的慈爱与冰冷的“规则”之间，似乎隔着无法跨越的沟壑。
刘苏见他神情茫然，知此事难以强求。有些道理，如种子入土，需待机缘方能萌芽。他不再深言，转而轻轻摩挲手中那本蓝皮册子。
这册子本身，便是答案的注脚。
它不仅仅是教材，更是镇妖关这个孤立于险境中的文明，为了存续而编织的无数经纬之一。每一页文字，每一个被记述的故事，都是庞大生存体系里的一环。
一切的根本，都源于那道自远古便横亘在此的裂痕——人族与妖族的族群矛盾。
镇妖关的学部，从创立之初便只有一个清晰到残酷的目标：应对妖族无休止的侵袭与渗透。
故而“重武轻文”，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必然选择。这里的“文”，早已被赋予了特殊的形态：
它首要承载的是意识形态的锻造，是尚武精神的灌输，是以血与火的事例来教化，而非吟风弄月的空谈。
它要确保关内的每一个人，从孩童到老者，都明白一个铁律——生存高于一切，战斗是生存的唯一途径。
与此同时，为了维持对外战斗力的持续输出，必须塑造一种崇高的牺牲叙事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不仅是口号，更是被反复颂扬，嵌入灵魂的最高价值。
个体的生命，在族群存续的天平上，可以被衡量，可以被奉献。
郑姓前辈的故事被写入教材，被世代传颂，正是因为这牺牲符合叙事，能激励更多的“蒋胖”在需要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完成生命的兑换。
又者，镇妖关的社会结构，呈现出一种高度军事化与功能分明的金字塔形态。
金字塔的顶层统治与中层管理的职能，完全由军队担任。军队不仅负责防务与安全，更深度介入日常行政，法律执行与资源调度，形成一种以武摄政，以军领民的治理模式。
而在底层的服务阶级，则存在鲜明的性别与行业分化。男性几乎全部投入农业生产，负责基础的粮食与作物耕种；女性则承担了除此之外的其他服务业，包括商贸，纺织，清洁及各类军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务工作。
这种分工并非单纯基于体力差异，更与镇妖关长期面临的生存压力与资源紧张有关——农业被视为维持社会存续的根基，因而由男性集中承担；而服务行业则被视为辅助性与流通性环节，交由女性负责。
资源的分配制度同样具有复合性：一方面实行计划分配，确保军队及各职能板块的基础供给；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有限的货币经济，尤其在非基础物资的流通领域。具体而言：
军人享有最优厚的待遇，通过配给制获得充足的肉类与粮食，其家属亦能获得相应补贴，以此保障军队的忠诚与战斗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