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时，方菊芳包里的手机响了。她拿出来一看，是单位直属领导的电话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接听键。
“菊芳啊，回来了！”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，却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郑重。
“有件事要通知你一下。根据上级要求，近期我们需要对系统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家属情况进行摸底了解。你爱人方振富同志目前正在配合相关调查，按照程序，也需要你这边配合一下，近期可能会有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个话，了解一些基本情况。你别有压力，只是例行程序。”
方菊芳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，指节有些发白。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：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会积极配合组织调查。”
挂断电话，客厅里陷入了更深的沉寂。夫妻二人相对无言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。
停职调查、配合谈话，这些字眼像冰冷的石头，一块块砸在方菊芳的心上。她不仅要在单位独自面对可能的审查和异样目光，回到家，还要面对被停职、情绪低落的丈夫。内外交困，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网，从四面八方笼罩下来。
她看着方振富，这个一向是她心中支柱的男人，此刻显露出罕见的脆弱。她想起他这些年为这个家的付出，想起他对方秉忠和刘昕的孝顺，对弟弟王振明遗留问题的担当，甚至对赵家姐妹和林晓雪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照，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。
心疼、担忧、委屈、还有一丝对未知的恐惧，种种情绪在她心中翻涌。但她知道，此刻的自己不能倒下。她伸出手，轻轻覆盖在方振富放在膝盖的手背上。他的手很凉。方振富微微一颤，抬起头，对上妻子温柔却坚定的目光。
“没事的，振富。”方菊芳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“清者自清。组织上调查清楚了，就没事了。家里的事，还有我。”
她没有追问细节，没有抱怨牵连，只是简单地告诉他“还有我”。这简短的几个字，在此刻胜过千言万语。
方振富反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，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唯一的浮木。他看着她，这个与他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，此刻她的理解和支持，成了他黑暗困境中唯一的光亮。
“菊芳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”他的声音带着哽咽。
方菊芳摇了摇头，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：“夫妻之间，说什么连累。我们一起这么多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这次，也一样能过去。”
窗外，夜色彻底笼罩了城市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。在这个看似温馨却暗流汹涌的夜晚，这对夫妻坐在安静的客厅里，双手紧握，用自己的方式，给予彼此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省纪委的一间标准谈话室内，气氛庄重而肃穆。白色的墙壁，简单的桌椅，侧面的录音录像设备闪烁着红色的工作灯，无声地记录着室内的一切。方振富独自坐在桌子的一侧，衣着整洁，神色平静，尽管眼下的处境堪忧，但他多年的领导素养让他保持了表面的镇定。他的对面，坐着两位纪检干部，一位是主谈人，姓周，约莫五十岁年纪，面容严肃，眼神锐利；另一位是副手，较为年轻，负责记录。
周同志首先开口，声音平稳而清晰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正式感：“方振富同志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我们今天代表组织，就有关问题向你进行了解核实。希望你本着对党忠诚、对组织负责的态度，如实陈述情况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“我明白。”方振富微微颔首，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。
“好，那我们开始。”周同志翻开面前的卷宗，“第一个问题，关于‘前列康’胶囊药品生产批号的问题。有反映指出，该药品的批文虽然是你早年研发，但在后续审批、特别是最终获批过程中，你利用当时担任省药监局副局长，在这里说明一下，你目前的职务是局长，但谈话可能涉及过往任职时期的问题，故提及副局长职务，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也就是说你利用当时担任省药监局副局长的职务之便，加快了审批流程，是否存在这种情况？”
问题直指核心。方振富略一沉吟，坦然回答：“‘前列康’胶囊的基础研发工作，确实是我个人在县中医药研究室工作期间进行的。但当我调入省药监局担任副局长后，为了避嫌，我已主动申请不再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后续研发和申报工作。该项目的所有申报材料、临床试验数据，均严格按照《药品管理法》及相关规定执行，审批流程也完全在法定时限和程序内进行，有据可查。我本人没有，也绝不可能利用职务影响为其‘开绿灯’。这一点，当时的经办人员、评审专家以及完整的审批档案都可以证明。”
他的回答条理清晰，语气肯定。周同志面无表情，继续追问：“那么，该药品的批文最终落入与祖兵山关系密切的企业手中，你作为研发者和当时的监管者，作何解释？”
“该药品批文最终归属哪家企业，是市场行为和原单位知识产权处置的结果，并非我个人能够决定。”方振富不卑不亢，“在我离开研究室后，项目的后续转化我已不再介入。至于该企业与祖兵山的关系，我当时并不知情，也与我无关。”
周同志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他，话锋陡然一转：“好，那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，你与祖兵山的关系。据我们了解，你与祖兵山在工作上曾有交集，是否存在超出工作范围的私人交往或利益输送？”
这个问题更加敏感。方振富深吸一口气，迎向对方审视的目光，语气更加沉稳：“周同志，我与祖兵山仅限于必要的工作接触，没有任何私人交情。在他担任副省长期间，因分管领域涉及医药卫生，我作为药监局负责人，按要求进行过工作汇报，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联系。我以党性人格担保，绝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。祖兵山案发后，组织已进行过全面审查，当时已有明确结论。”
“当时是当时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们需要你再次确认。”周同志语气严厉，施加压力。
“我确认。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”方振富毫不退缩。
短暂的沉默，只有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周同志身体微微前倾，抛出了第三个，也是最私密、最尖锐的问题：
“第三个问题，关于你与赵卫红同志的个人关系。有反映指出，你们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并且育有一女，名叫王艳丽。请你如实说明情况。”
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方振富最私密的领域，甚至牵扯到孩子的身世。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，但脸上依旧维持着平静。他知道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，越是遮掩，越是可疑。
方振富沉默了几秒钟，仿佛在积蓄力量和勇气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神坦荡，甚至带着一丝破釜沉舟的决然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承认。我与赵卫红同志，确实在多年以前，在她与王振明结婚之前，曾有过一段感情，并育有一女，就是艳丽。这一点，我对我爱人方菊芳同志，以及组织上都抱有深深的愧疚。”
他直接承认了！这让周同志和记录员都略显意外，他们可能预想了各种辩解，却没想到是如此直白的坦白。
“但是，”方振富话锋一转，语气坚定起来，“我需要强调的是，这段感情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，且是在赵卫红与王振明建立合法婚姻关系之前。虽然从道德层面有待商榷，但这属于个人隐私范畴，并未利用职权为赵卫红或其亲属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。赵卫红后来担任区卫生局局长，以及其妹赵卫平的工作调动、她们后续经商等行为，均符合当时的政策和规定，我本人没有进行任何违规干预。这一点同样欢迎组织严格审查。”
他的回答，将个人情感问题与职权滥用进行了切割，承认前者，否认后者，态度诚恳，逻辑清晰。周同志紧紧盯着他，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心虚或破绽，但方振富的目光坦然如水。周同志身体微微后靠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目光依旧锐利地锁定在方振富脸上，语气平缓却带着更强的穿透力：
“方振富同志，关于你与祖兵山的关系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细节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在林晓雪与赵卫国婚姻存续期间，她与祖兵山保持着不正当关系。而你却是王振明的哥哥，尽管没有血缘关系，但由于你的父亲和王振明的母亲结合为夫妻关系，你们随之就成为兄弟关系。赵卫国的妹妹赵卫红嫁给了你的弟弟王振明，这样一来赵卫红就成了你的弟媳，而赵卫国又是你弟媳的亲哥哥，你当时身处药监系统重要岗位，对此赵卫国的妻子林晓雪与祖兵山的事情是否知情？”
这个极其刁钻的问题，已经将林晓雪、祖兵山、赵卫国以及方振富本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交织在一起。
方振富眉头微蹙，谨慎地回答：“关于林晓雪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，我有所耳闻，但仅限于一些模糊的传闻。她与祖兵山之间具体是何关系，我并不清楚，也从未介入或核实。我的工作职责是药品监管，与他们的私人交往没有交集。”
“传闻？”周同志捕捉到这个用词，追问道，“是什么样的传闻？在什么场合，听谁所说？作为领导干部，听到涉及高级别官员的此类‘传闻’，为何没有向组织反映？”
一连串的追问如同疾风骤雨。方振富感到压力倍增，他沉稳应对：“主要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家族聚会场合，听到赵家姐妹私下议论，内容琐碎，并无实证。我认为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仅凭家族内部的风言风语就对一位省级领导进行揣测和反映，是不严肃的，也可能造成不良影响。因此选择了不予采信和传播。”
这个回答合情合理，既承认了知情，又解释了未汇报的原因。周同志微微点头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随即抛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：
“好。那么，我们再回顾一个具体事件。根据记录，在1991年3月，你曾与祖兵山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药品监管工作会议期间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。在祖兵山案发后，你曾主动向组织提交过一份情况说明，提及他在出差期间的一些问题？
是的。方振富立即回应，语气肯定，在祖兵山问题暴露后，我认真回顾了与他所有的交往经历，包括那次共同出差。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，我主动并详细汇报了当时观察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。
请具体说明你汇报的内容。周同志的目光更加专注。
“菊芳啊，回来了！”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，却带着一丝不同寻常的郑重。
“有件事要通知你一下。根据上级要求，近期我们需要对系统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家属情况进行摸底了解。你爱人方振富同志目前正在配合相关调查，按照程序，也需要你这边配合一下，近期可能会有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个话，了解一些基本情况。你别有压力，只是例行程序。”
方菊芳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，指节有些发白。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：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我会积极配合组织调查。”
挂断电话，客厅里陷入了更深的沉寂。夫妻二人相对无言，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。
停职调查、配合谈话，这些字眼像冰冷的石头，一块块砸在方菊芳的心上。她不仅要在单位独自面对可能的审查和异样目光，回到家，还要面对被停职、情绪低落的丈夫。内外交困，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网，从四面八方笼罩下来。
她看着方振富，这个一向是她心中支柱的男人，此刻显露出罕见的脆弱。她想起他这些年为这个家的付出，想起他对方秉忠和刘昕的孝顺，对弟弟王振明遗留问题的担当，甚至对赵家姐妹和林晓雪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照，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。
心疼、担忧、委屈、还有一丝对未知的恐惧，种种情绪在她心中翻涌。但她知道，此刻的自己不能倒下。她伸出手，轻轻覆盖在方振富放在膝盖的手背上。他的手很凉。方振富微微一颤，抬起头，对上妻子温柔却坚定的目光。
“没事的，振富。”方菊芳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“清者自清。组织上调查清楚了，就没事了。家里的事，还有我。”
她没有追问细节，没有抱怨牵连，只是简单地告诉他“还有我”。这简短的几个字，在此刻胜过千言万语。
方振富反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，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唯一的浮木。他看着她，这个与他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，此刻她的理解和支持，成了他黑暗困境中唯一的光亮。
“菊芳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”他的声音带着哽咽。
方菊芳摇了摇头，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：“夫妻之间，说什么连累。我们一起这么多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这次，也一样能过去。”
窗外，夜色彻底笼罩了城市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。在这个看似温馨却暗流汹涌的夜晚，这对夫妻坐在安静的客厅里，双手紧握，用自己的方式，给予彼此继续前行的勇气。
省纪委的一间标准谈话室内，气氛庄重而肃穆。白色的墙壁，简单的桌椅，侧面的录音录像设备闪烁着红色的工作灯，无声地记录着室内的一切。方振富独自坐在桌子的一侧，衣着整洁，神色平静，尽管眼下的处境堪忧，但他多年的领导素养让他保持了表面的镇定。他的对面，坐着两位纪检干部，一位是主谈人，姓周，约莫五十岁年纪，面容严肃，眼神锐利；另一位是副手，较为年轻，负责记录。
周同志首先开口，声音平稳而清晰，带着不容置疑的正式感：“方振富同志，根据相关规定，我们今天代表组织，就有关问题向你进行了解核实。希望你本着对党忠诚、对组织负责的态度，如实陈述情况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“我明白。”方振富微微颔首，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。
“好，那我们开始。”周同志翻开面前的卷宗，“第一个问题，关于‘前列康’胶囊药品生产批号的问题。有反映指出，该药品的批文虽然是你早年研发，但在后续审批、特别是最终获批过程中，你利用当时担任省药监局副局长，在这里说明一下，你目前的职务是局长，但谈话可能涉及过往任职时期的问题，故提及副局长职务，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也就是说你利用当时担任省药监局副局长的职务之便，加快了审批流程，是否存在这种情况？”
问题直指核心。方振富略一沉吟，坦然回答：“‘前列康’胶囊的基础研发工作，确实是我个人在县中医药研究室工作期间进行的。但当我调入省药监局担任副局长后，为了避嫌，我已主动申请不再直接参与该项目的后续研发和申报工作。该项目的所有申报材料、临床试验数据，均严格按照《药品管理法》及相关规定执行，审批流程也完全在法定时限和程序内进行，有据可查。我本人没有，也绝不可能利用职务影响为其‘开绿灯’。这一点，当时的经办人员、评审专家以及完整的审批档案都可以证明。”
他的回答条理清晰，语气肯定。周同志面无表情，继续追问：“那么，该药品的批文最终落入与祖兵山关系密切的企业手中，你作为研发者和当时的监管者，作何解释？”
“该药品批文最终归属哪家企业，是市场行为和原单位知识产权处置的结果，并非我个人能够决定。”方振富不卑不亢，“在我离开研究室后，项目的后续转化我已不再介入。至于该企业与祖兵山的关系，我当时并不知情，也与我无关。”
周同志目光如炬，紧紧盯着他，话锋陡然一转：“好，那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，你与祖兵山的关系。据我们了解，你与祖兵山在工作上曾有交集，是否存在超出工作范围的私人交往或利益输送？”
这个问题更加敏感。方振富深吸一口气，迎向对方审视的目光，语气更加沉稳：“周同志，我与祖兵山仅限于必要的工作接触，没有任何私人交情。在他担任副省长期间，因分管领域涉及医药卫生，我作为药监局负责人，按要求进行过工作汇报，除此之外，并无其他联系。我以党性人格担保，绝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。祖兵山案发后，组织已进行过全面审查，当时已有明确结论。”
“当时是当时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们需要你再次确认。”周同志语气严厉，施加压力。
“我确认。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”方振富毫不退缩。
短暂的沉默，只有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周同志身体微微前倾，抛出了第三个，也是最私密、最尖锐的问题：
“第三个问题，关于你与赵卫红同志的个人关系。有反映指出，你们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并且育有一女，名叫王艳丽。请你如实说明情况。”
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方振富最私密的领域，甚至牵扯到孩子的身世。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，但脸上依旧维持着平静。他知道，这个问题无法回避，越是遮掩，越是可疑。
方振富沉默了几秒钟，仿佛在积蓄力量和勇气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神坦荡，甚至带着一丝破釜沉舟的决然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承认。我与赵卫红同志，确实在多年以前，在她与王振明结婚之前，曾有过一段感情，并育有一女，就是艳丽。这一点，我对我爱人方菊芳同志，以及组织上都抱有深深的愧疚。”
他直接承认了！这让周同志和记录员都略显意外，他们可能预想了各种辩解，却没想到是如此直白的坦白。
“但是，”方振富话锋一转，语气坚定起来，“我需要强调的是，这段感情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，且是在赵卫红与王振明建立合法婚姻关系之前。虽然从道德层面有待商榷，但这属于个人隐私范畴，并未利用职权为赵卫红或其亲属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。赵卫红后来担任区卫生局局长，以及其妹赵卫平的工作调动、她们后续经商等行为，均符合当时的政策和规定，我本人没有进行任何违规干预。这一点同样欢迎组织严格审查。”
他的回答，将个人情感问题与职权滥用进行了切割，承认前者，否认后者，态度诚恳，逻辑清晰。周同志紧紧盯着他，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心虚或破绽，但方振富的目光坦然如水。周同志身体微微后靠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目光依旧锐利地锁定在方振富脸上，语气平缓却带着更强的穿透力：
“方振富同志，关于你与祖兵山的关系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细节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在林晓雪与赵卫国婚姻存续期间，她与祖兵山保持着不正当关系。而你却是王振明的哥哥，尽管没有血缘关系，但由于你的父亲和王振明的母亲结合为夫妻关系，你们随之就成为兄弟关系。赵卫国的妹妹赵卫红嫁给了你的弟弟王振明，这样一来赵卫红就成了你的弟媳，而赵卫国又是你弟媳的亲哥哥，你当时身处药监系统重要岗位，对此赵卫国的妻子林晓雪与祖兵山的事情是否知情？”
这个极其刁钻的问题，已经将林晓雪、祖兵山、赵卫国以及方振富本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交织在一起。
方振富眉头微蹙，谨慎地回答：“关于林晓雪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，我有所耳闻，但仅限于一些模糊的传闻。她与祖兵山之间具体是何关系，我并不清楚，也从未介入或核实。我的工作职责是药品监管，与他们的私人交往没有交集。”
“传闻？”周同志捕捉到这个用词，追问道，“是什么样的传闻？在什么场合，听谁所说？作为领导干部，听到涉及高级别官员的此类‘传闻’，为何没有向组织反映？”
一连串的追问如同疾风骤雨。方振富感到压力倍增，他沉稳应对：“主要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家族聚会场合，听到赵家姐妹私下议论，内容琐碎，并无实证。我认为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仅凭家族内部的风言风语就对一位省级领导进行揣测和反映，是不严肃的，也可能造成不良影响。因此选择了不予采信和传播。”
这个回答合情合理，既承认了知情，又解释了未汇报的原因。周同志微微点头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随即抛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：
“好。那么，我们再回顾一个具体事件。根据记录，在1991年3月，你曾与祖兵山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药品监管工作会议期间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。在祖兵山案发后，你曾主动向组织提交过一份情况说明，提及他在出差期间的一些问题？
是的。方振富立即回应，语气肯定，在祖兵山问题暴露后，我认真回顾了与他所有的交往经历，包括那次共同出差。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，我主动并详细汇报了当时观察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。
请具体说明你汇报的内容。周同志的目光更加专注。